基督教路德宗与加尔文宗有哪些区别?

  • 从路德宗、加尔文教的新教伦理到"入世禁欲主义"的历史、逻辑考察以下从路德宗、加“入世禁欲主尔文教的新教伦理到义”的历史、逻辑考察

    张申娜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马克斯·韦伯经过研究认为:新教中的教义和伦理思想——特别是入世禁欲主义,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进而促成了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里的新教泛指14、15世纪以来,欧洲各国随着宗教改革脱离天主教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新宗教,主要有发生在德国大部和北欧诸国的路德宗,瑞士、荷兰、苏格兰和德国一部分的加尔文派以及英格兰的安立甘宗。本文试图以新教改革的两个重镇——路德宗和加尔文教为例,对新教伦理的变迁过程本身作一历史的、逻辑的理析。

    一、天主教“善功获救"的“外向性格"既使信仰与世俗生活发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又给教会的腐败大开方便之门——这成为新教改革的一个基点

    在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介入了一切领域。当时,不但世俗皇权源于教会,而且天主教通过教会、修道院等一系列的组织和制度,对西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控制和渗透:罗马天主教曾经一度扮演了西欧统一的角色,教会占据了社会财富的很大一部分,包揽了其时西欧各国人们从出生到死亡的一系列重大事情,修道院成为贯穿于中世纪最为典型的文化组织。在信仰领域,罗马的天主教通过攫取对圣经的解释权,以教皇的权威代替了圣经的权威,圣经主张“义人因信而得生”,但罗马教会通过神化教皇,抬高教会权力,阻断了上帝和教徒之间的沟通,罗马天主教俨然成了上帝的代言人,掌控着人们死后灵魂是否得救的大权。

    14世纪开始,罗马教会便以出售赎罪券的方式推行赦罪制度,并逐渐发展成为善功获救的重要形式。在基督教历史上,赎罪券最早出现在十字军东征时期(1096--1291年)。当时罗马教廷为了诱惑西欧的基督徒参加十字军,发动对地中海东部的侵略战争,宣布凡参加十字军的圣战者,均免除一切罪责,死后灵魂可直接进人天堂,并发书面的赎罪证一张,这就是最初的赎罪券。后来,教会为了进一步敛财,制造了“善功圣库”的理论,其内容是,耶稣为世人赎罪而死,功德无量,这无量功德由教会保管在“善功圣库”中,有罪的基督徒可以通过做善功兑换耶稣的“功德”,偿赎自己的罪责,使自己获救。这就是“善功获救”理论的基本内容。当时罗马教会对做善功的要求花样繁多,有朝圣、施舍、瞻仰圣物和遵守圣礼等。14世纪以后,购买赎罪券成了善功获救的主要形式。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时(1334—1342年),还制定了一个公开的赎罪价目表,对不同的罪行,规定了不同的价格…

    到了16世纪初,罗马教廷发售赎罪券不仅在名目上不断增加,而且次数也日趋频繁,就在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前夕的1500、1501、1504、1509年均发售了赎罪券。当时,教会流行着一句响亮的宣传口号:只要金币“叮当”一声落入赎罪箱,你的灵魂就进入了天堂。赎罪券这种“善功获救”的典型形式,使“灵魂得救”这种上帝的“神恩”

    变成了可以交换的商品。客观上它的产生和14、15世纪以来西欧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商品交换的原则在信仰领域就人的灵魂救赎问题的具体运用。赎罪券制度推行的最大和最直接后果是它开启了人性泛滥的大门。正如韦伯所说,中世纪时一般天主教徒的生活伦理,就是所谓的“现挣现吃”。他们的善行未必会形成有关联的系统活动或合理化的系统生活,而依然是一连串的个别行为。这是因为,他们的“罪恶感”有许多释放的途径,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利用那些善功去偿赎某些罪孽,或者购买赎罪券,为他们死后灵魂进人天堂交纳一笔保险金。天主教“善功获救”的“外向性格”在使信仰与世俗生活发生千丝万缕联系的同时,也给教会的腐败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将教会储备的“神恩”,转换成源源不断的金币。据1522年纽伦堡宗教会议估算,当时德国教会的财产为全德财产的1/2。16世纪的宗教改革,就是从马丁·路德反对教皇利奥十世以建造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名,肆无忌惮地兜售赎罪券开始的。

    二、路德宗的“唯信称义"理论,使信仰走上了“向内用功"的道路,然而“天职”观念却又赋予了世俗职业以神圣的意义

    马丁·路德知道,要想真正地取缔天主教的“赎罪券”制度,必须从根本上摧毁天主教的神学理论及其支柱。中世纪,天主教信仰宣扬人是有罪的,所以必须拯救自己的灵魂;而罗马教廷是基督在现实世界的代表,所以人们只有参加神职人员主持的圣礼、行善功,才能受到上帝的恩宠,才能获救。1620年,马丁-路德以一泻千里之势写下了他的三大名着:《致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贵族书》《教会被掳于巴比伦》和《基督徒的自由》。在书中,他全面阐述了他的神学思想,提出了划时代的“唯信称义”理论,从而摧毁了神职人员是“神人中介”和“善功获救”的理论支柱。这一理论认为,内在的信仰是人在上帝面前称为“义人”、获得拯救的充分必要条件,而外在的形式化的事功对于人的“称义”是无效的。路德将这一理论溯源到《圣经·罗马书》中保罗的“义人必因信得生”的思想。保罗反对仅仅依靠遵守律法、礼仪、行割礼等行为就能获得救赎,认为由于人类的“原罪”,亏欠于上帝,所以只有依靠上帝的恩宠和人类的信仰,才能重新与上帝修好,路德突出了《保罗书》中“因信称义”的思想,并逐渐趋向于信仰决定救赎,他认为在德语中“因信称义”只有译为“唯信称义”才符合圣经的原意。说:“上帝的道不是借什么行为所能领受,所能爱慕的,乃是单借着信。因此灵魂围着他的生命与义所需要的既然只是信。这样,灵魂显然单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为义……”因此,真信基督就是一个无可比拟的宝库,贮藏一切救赎,救人脱离一切恶事,如同基督在《马可福音》末章所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在谈到教会职分的时候,马丁·路德强调,由于耶稣十字架上的赎罪,人和神之间的阻隔已经排除,人类可以直接领受上帝的恩典,信徒凭借信仰就可以和上帝沟通,无需教会和神职人员来充当中介;教会只是用《圣经》的教义来教导人,并没有掌握着人们死后灵魂上天堂的权力。

    路德的宗教改革,从一开始反对“善功获救”而提倡“唯信称义”,就具有了“向内用功”的倾向,客观上,他引导教徒逐渐从外在的行为(善功)转向属灵的、内在的信仰,并且最终认为“唯有信仰决定救赎”。到了路德的晚年,他的宗教更具有了神秘主义的内在倾向。他认为基督徒最高的宗教经验就是人与神的“神秘际会”,在这个过程中,信仰者能够体会到一种与神同在的情感,上帝也真正走进了信仰者的灵魂世界,使信仰者获得了救赎。然而,这样一种宗教信仰,正如马克思站在无神论的角度分析的那样,他在把僧侣变成了俗人的同时,也把俗人变成了僧侣;把人从外在的宗教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

    也许,没有“天职”观念,路德宗可能永远关上了通往外部世俗世界的大门。然而,正是“天职”观念决定了路德宗教徒最终不能关起门来,过一种与世隔绝的冥想式的修道生活,而必须与世俗世界发生联系,这也就是以后与“资本主义精神”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宗教伦理。

    16世纪以前,“上帝听不懂日耳曼语”,《圣经》只有拉丁文一个版本,路德宗教改革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圣经》翻译成了日耳曼语。诚如韦伯所关心的,我们也对路德在翻译《圣经》过程中怎样把“天职”观念凸显出来,赋予它全新的意义,进而催生出后来的“资本主义精神”很感兴趣。在《圣经》翻译中,路德刻意选用了“Beruf”一词来表达《圣经》中和职业有关的文字。据韦伯考证,“Beruf”一词在德语中,本身就具有宗教的含义,即可以理解为“上帝所安排的任务”,而这一意义并非来自《圣经》原典本身,在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语汇中也没有发现能够表达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天职”一词含义的词语,这完全是翻译者的精神。韦伯考证,在耶稣传导书(JesusSirach)第十一章第二十、二十一节的地方,路德“首次完全在现代意义上使用了这个术语”——此后,这个词在所有新教国家的语言中被广泛地运用了起来,比如,英语中含义更清楚的“Calling”一词——这样,“Beruf”这个词语在《圣经》中就有了双重含义:一是指来自上帝的蒙诏和神圣的救赎而赋予的和每个人身份相符的任务,即天职;二是指尘世的职业。当这两层意义合起来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奇妙的等式:世俗职业=天职,即变成了人类所从事的世俗职业,是荣耀上帝的天职,为上帝所喜悦。正是在这一点,路德宗对世俗工作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否定到肯定,并赋予了日常世俗行为以宗教的意义。韦伯所谓的“带上了现代的意义”,笔者认为,就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诠释。

    路德提出“天职”观,本来是为了让广大的基督徒安分于上帝赋予的每个人的身份,即使身为奴隶也应该做好自身工作,以荣耀上帝。但始料未及的是,“天职”观给了世俗职业以“合理主义”和神圣化的解释,从而有了人世的倾向,并和加尔文的“预定”论遥相呼应,一起孕育了后来启动“资本主义精神”的“人世禁欲主义”。

    三、加尔文教“内信外证"的“预定"论在更高层次重新肯定了善功的重要意义,凸显出入世的品格

    加尔文是较路德稍晚的新教改革领袖。和路德“唯信称义”教义相比,加尔文采用了更为严厉的理论形式。威尔·杜兰称其是“从奥古斯丁到但丁的历来思想家中,中世纪思想最浓厚”的,这似乎与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人文主义思潮有些格格不入。

    加尔文的“预定”论可溯源至中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的“原罪”论。奥古斯丁认为,“原罪”不是我们犯的,而是我们的祖先亚当和夏娃犯的,所以,救赎不是通过我们的努力所能实现的,而必须依靠上帝的旨意和恩典。加尔文继承和发展了奥古斯丁的理论,认为人类的“原罪”在伊甸园的时候就决定了,人类由于堕入了罪恶状态,已经彻底丧失了追求任何获救所需的精神和意志力量,所以,一个自然人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获得救赎。人之获救,唯一的可能,就是上帝之子耶稣用他自己鲜血的献祭来为人类赎罪,但获救的仍不是全人类,而是很少的一部分人。这部分人是由上帝所拣选的,任何人类的祈求手段都改变不了上帝的旨意。在我们呱呱坠地之前,上帝,就以其超乎于我们善恶功罪之外的自由意志,决定了我们谁该获救、谁该沉沦,这是上帝的意志。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引述的1647年《维斯敏斯特宣言》中一些权威性的句子,足以证明加尔文“预定”论的这一特点,现摘录如下:

    “第五节……在世界奠基之前,上帝已按照他永恒的、不可改变的意志以及意志的暗启和善愿,已经挑选基督赋予永恒的荣耀。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慷慨、恩宠与爱,而并未以预见信仰虔诚或善行或两者之一坚守不渝……”。

    “第七节,为了显扬对其创造物的无上权力,上帝如愿施恩或拒绝施恩,因此,对其余众生,上帝根据自己意志的启迪置之不理,且规定彼等因罪孽而受屈辱和遭天遣.以显扬上帝的光辉正义。”

    “第十章(论有效的召唤),第一节。凡上帝已经注定永生的人,而且只有这些人,上帝乐于在他指定和满意的时候通过他的话语和精神有效地进行召唤(召唤他们脱离生来所处的罪恶和死亡状态)......至于问及上帝凭什么来确定人之沉沦和获救,加尔文借保罗之话回答说“他(上帝)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在获救这个问题上,路德虽然否认了人在道德实践层面——善功领域中自由意志的作用,但却认为在精神层面有且只有个人信仰对获救起着决定作用;而加尔文教则完全否认了人的一切自由意志对获救的可能性,个人是否获救完全依赖于上帝的拣选。加尔文也承认,“预定”论看起来似乎是不近人情的。在这一理论中,上帝是冷酷、无理、高高在上的,是拥有绝对权力的王者,救赎成了上帝完全自由的、无从解释的恩宠和赐予。这和《新约》中慈爱、宽厚、有人情味的上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怪不得韦伯引用密尔顿说:“尽管我可能因此而进入地狱,也决不能迫使我尊敬这样的上帝。’’加尔文的这种非理性的“预定”论把人从上帝的庇护中赶了出来,而又不得不走进茫茫的宇宙,踽踽独行,走向那似乎早已被决定了的归宿。韦伯说,这种教义“由于极端没有人性,肯定对折服于其完美一致的一代人的生活产生了一种严重的后果”。韦伯提醒我们要试图去理解,在宗教改革时期,对于基督徒来说,人生最大的事情就是获得救赎,而前述的教义让他们失去了依靠自己和外界力量获得救赎可能的现成的道路和方式。没有人帮助他,牧师、教会帮不了忙,因为从路德宗开始就已经拆除了神人之间的中介,教会和牧师只承担了根据教义教化人的功能;圣礼仪式和行善功也不是获得恩典的方法和条件,甚至于不能起到任何辅助性的作用;对于那些“弃民”,只有注定不被获救这条道路……至此,加尔文教徒陷入了深深的“宿命论”,即获不获救是由上帝已经决定了的。

    一方面加尔文教徒把救赎看作是现世生活最重要的事情,另一方面人是不是能够获救又是上帝所拣选和预定的,于是,这两者问形成了空前的紧张——能不能确定自己是被上帝拣选的成了每个基督徒必须直面的首要问题。加尔文教徒们只知道,上帝拣选了极少一部分人让他们获救,而绝大部分则沦为“弃民”,但至于哪些人是“选民”,上帝也不会透露这个“天机”,任何的巫术也无计识破这个“天机”;若以人类的有限去妄加揣测无限的上帝,或以人间的所谓的“公正”的标准去衡量上帝的最高裁定,则既不可能,又是对全知全能的上帝的一种“僭越”和亵渎。结果,加尔文教的这种几乎否定所有的靠外界力量确认自己是否获救的做法,又大大加深了“选民”的不可知性,给加尔文教徒带来了深重的不确定感。

    从表面上看,加尔文的“预定”论完全把人的命运交给了上帝,人仅仅是上帝彰显自己意志的工具,人是否被救赎是上帝早已确定了的;然而,从信徒的角度来说,一切又是不确定的,因为人永远都不能洞悉上帝的计划。这就留给了加尔文信徒最大可能的救赎的自我确证,即在实践中以自己的行动来验证自己就是上帝所拣选的;而其中,加尔文指出,通过紧张的职业劳动,积极谋求事业的成功是确证救赎的最好的方法,因为成功的事业意味着实现了上帝赋予的先定使命,它是灵魂获救的可靠证明,更是荣耀上帝的一条重要途径。说到这里。韦伯一针见血地指出,加尔文教绕了一大圈,事实上就是要信徒在世俗世界“创造”自己是“选民”的证据。加尔文教理论的这种特色,笔者将它归纳为“内信外证”,与路德宗相比,它重新肯定了善功的重要意义。然而,和天主教“善功获救”的理论不同的是,加尔文“预定”论中的善功并不是被上帝拣选的条件,而恰恰相反,它是上帝拣选的结果和证据,加尔文教的“内信外证”理论建立在确信自己是上帝选民的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讲,加尔文的“预定”论是路德的“唯信称义”理论的逻辑发展。

    如果说路德的“天职”观赋予了世俗职业以神圣意义的话,那么加尔文教的“预定”论则赋予了职业劳动者以神圣意义。这里,路德的天职观和加尔文的预定论,历史地走到了一起——作为荣耀上帝的选民,他们必须积极地从事世俗的职业,这是上帝赋予“选民”的天职——由此,新教伦理中的人世品格便凸显了出来。当教徒们从幽闭的修道院走出来时,连同修道院的清规戒律一起带了出来,这是因为他们作为教徒的身份不但没有改变,而且在信仰深处,他们又被赋予了选民的身份。路德和加尔文的新教改革,最终将天主教的出世禁欲主义,蜕变成了韦伯称之为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人世禁欲主义”。

    [参考文献](名人外围365网站怎么下载_外围365网站_365体育外围盘口)

    [1]路德文集:第1卷[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5.[2]安长春.基督教笼罩下的西欧[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3]马丁·路德文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威尔·杜兰[美].世界文明史·宗教改革[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5]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从路德宗、加尔文教的新教伦理到"入世禁欲主义"的历史、逻辑考察作者:张申娜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刊名:学术论坛英文刊名:ACADEMICFORUM年,卷(期):2007,30(7)以上再次声明,未得原作者同意,本文谢绝转载,请支持正版从路德宗、加尔文教的新教伦理到"入世禁欲主义"的历史、逻辑考察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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