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讲真话的卢梭_世界名人

  2012年6月28日,是卢梭的300岁生日。在其出生地瑞士日内瓦,曾经,卢梭的着作在此被烧毁、卢梭本人被驱逐,如今,市政府为纪念这位“日内瓦公民”举行了为期整整一年的庆典,口号是“所有人的卢梭”。

  两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争论他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功过几何,唯一毫无争议的,是此人影响深远。法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美国、日本……人们以不同的形式纪念着他。

  执着讲真话的卢梭在中国,除了学界纪念卢梭的学术研讨会、媒体上的纪念文章外,卢梭着作的中译本、九卷本的《卢梭全集》也将面世,译者为88岁的卢梭问题研究专家、法语翻译家李平沤。

  卢梭其人

  让—雅克·卢梭(1712—1778),在政治哲学、文学、教育、伦理、宗教、文化人类学等诸领域留下深深足迹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与其同时代的重要思想家们——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休谟等从交好到争吵、最终一一决裂的“孤独漫步者”;写下了不起的教育学名着《爱弥儿》,却将自己的5个孩子一出生就扔在孤儿院门口的父亲;迫害型心理分裂症患者,被视为天才的疯子或者被视为疯子的天才……

  人们能轻易了解卢梭的生平,包括种种隐秘细节,这主要归功于卢梭本人。在自传性作品《忏悔录》《对话录:卢梭评判让—雅克》和《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他向世人提供了大量有关自己的信息。

  生于日内瓦一个钟表匠家庭,母亲在他出生后即去世,10岁时父亲因与人发生纠纷逃离日内瓦,他被送到乡下上了两年学,之后相继做过法院书记官的“承揽诉讼人”和零件镂刻师的学徒,染上了撒谎怠惰偷窃等恶习,经常挨打,16岁时为躲避师傅的惩罚逃离家乡,在外流浪,此后的20年中做过仆役、随从、家庭教师、秘书……始终籍籍无名。

  直到1749年,卢梭撰写《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一文参与征文,第二年,该文获奖并出版,38岁的卢梭终于一鸣惊人,声名鹊起。

  此后,1752年卢梭创作的歌剧《乡村卜师》大获成功,路易十五有意召见其并给予年金,顾虑到会因此失去自由,卢梭回避了国王的召见;1755年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出版,卢梭在文中描绘了人类在最初的自然状态下的幸福和平,以及私有制的确立、文明的到来带来的不平等。此书引发不少争论,被伏尔泰讽为“反人类的新书”;1761年书信体小说《新爱洛伊丝》出版,轰动一时,尤受女性读者追捧;1762年《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出版。同年,巴黎高等法院对《爱弥儿》发出禁令,传出消息要逮捕作者,卢梭闻风从巴黎逃往故乡日内瓦,适逢日内瓦当局焚烧《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并下令追究作者,已经50岁的卢梭只得踏上长达8年的流亡之旅,期间开始写作《忏悔录》;1770年,58岁的卢梭获赦重返巴黎,主要靠抄乐谱为生。同年,《忏悔录》完稿;1775年,《对话录》完稿;1776年,写作《孤独漫步者的遐想》;1778年,66岁的卢梭病逝,死前穷困潦倒,孤苦无告。

  《卢梭全集》的译者李平沤这样评价卢梭:“他是个很不幸的人,一生遭遇十分坎坷。他的书出一本被批一本,为什么他还孜孜不倦地写呢?他有一句着名的座右铭:‘把一生献给真理’。”

  卢梭其作

  在其作品里,卢梭毫不讳言自己并不光彩的一面,诸如他曾在朋友生病时悄悄溜掉,在偷窃后诬陷一个女仆,为混口饭吃改变了宗教信仰,和年长自己12岁的华伦夫人维持了十余年的情人关系,并称其为“妈妈”……

  在《忏悔录》的第一段,卢梭这样宣布:“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

  法国着名作家安德烈·莫洛亚在为1949年法国版《忏悔录》写序时说:“对很少几位作家才可以这样说:‘要是没有他,法国文学就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卢梭就是属于这一类作家。”事实上,卢梭影响的远不止于法国文学。托尔斯泰曾道,他永不会忘记读《忏悔录》时感受到的那种憎恶虚伪热爱真理的情感,巴金也不止一次提过,“《忏悔录》的作者卢梭是教我讲真话的启蒙老师。”

  今天,卢梭被提及,更多是因其政治思想及《社会契约论》等相关着作。曾经,欧洲的上空乃至其他革命地的上空都不断回荡着他的名句:“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我要探讨在社会秩序之中,从人类的实际情况与法律的可能情况着眼,能不能有某种合法的而又确切的政权规则。”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开宗明义地这样写道。他思考的起点是现实实践而非仅仅理论问题。

  但当其忠实信徒罗伯斯庇尔将卢梭的思想按自己的理解应用于实践,这位“行走中的卢梭”似乎是以一场宏大悲壮的实验,反证了卢梭哲学的缺陷,也让卢梭自此被频频指责需为法国大革命中的暴行负责,甚至为纳粹主义的独裁统治负责。

  “主权在民”“革命的权利”“公意”“德性”……至今,从不同路径而来的读者对卢梭的思想仍有反差巨大的理解。他时而被视为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时而是集体主义者和极权主义者,或者干脆被认为是思想含混不清、充满自相矛盾的人,又被说是思想具有统一性,只是易被断章取义,招致误解和利用……

  在中国

  卢梭与中国渊源已久。1878年,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在日记中提及了他所听说的“乐苏”(卢梭)的事迹,被认为是中国人对卢梭最早的记录。1898年戊戌变法前夕,上海同文译书局出版的《民约通义》(即《社会契约论》),是目前所知卢梭着作在中国传播的肇始。此后百余年里,卢梭的主要作品被相继引入,并不断有新译本问世。今天,仅《社会契约论》的中译本便能找到20种以上。“一个外国着述家的着作在我国连续一百多年不断有译本问世,这种例子是不多的”,李平沤说。

  西学东渐中,卢梭的思想曾在近现代中国产生重大影响,20世纪初期,一度进步人士人人谈自由平等谈天赋人权,言必称卢梭,正如当时《苏报》文章所述:“卢梭之《民约论》潮汹汹然,蓬蓬然,其东来矣!”

  和此前卢梭着作在欧洲、日本等地引发的影响一样,主张革命救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从卢梭的书中找到了信仰和依据。邹容在《革命军》中,直接把卢梭的思想称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魂还魄之宝方”,孙中山说尽管卢梭“天赋人权”的说法没有历史依据,但他提倡民权的始意是“政治上千古的大功劳”。卢梭在中国曾几度受到热烈追捧,直到上世纪90年代左右,学界展开了对卢梭思想的反思和批判。

  回顾卢梭在中国的境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西方政治哲学及法哲学研究学者高全喜说他感到“爱恨交加”,“卢梭思想中的理想主义,他对正义的追求,对平等的渴望,批判的锋芒以及内心的丰富性等等,可以说人类灵魂所能够有的这些东西都聚于一身。他追求的平等、正义、纯粹心灵都确实非常美好,确实符合人性,但如果找不到达到美好的手段,往往会导致问题。”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说:“今天,对任何我们喜爱的西方作家,我们在阅读时不会像当年那样一会儿把他当做包治百病的良药,过了几年又觉得他是万恶的,我们会比较平和。我们要结合自己,看在中国的情况下,卢梭的哪些信息可以起到帮助,哪些东西能对我们的政治制度有正面积极的影响。”

  “如果您希望我们能互相理解,我的好朋友,那就要对我的遣词造句更加用心。相信我,我的语词很少是那通常上的意义;与您交谈的,一直是我的心,有一天您也许会明白,它不像别人那样说话。”这是卢梭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及自己的书信用语所说的一段话,或者,这也可看做是卢梭对阅读其作品的读者们的告白。

  无论如何,让—雅克·卢梭,300岁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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